印象中的杨绛一直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是诸多人心中知识分子的典范。

想来这样的杨绛应该是有许许多多的社交机会和花边新闻，但是和一众民国以降的才女不同，杨绛的新闻和生活淡至若无。

功成名就的晚年，杨绛几乎不出现在公众场合，她平平常常地过日子，和一般的老太太一样，早上起床吃饭，在家里溜圈做操，每天写几张字，读一点书，有的时候看朔州癫痫病医院朋友，有的时候朋友来看她。

唯一一个动作便是拿出稿费办了好读书奖学金，那还是为了完成钱锺书的遗愿。

实际上，杨绛的平常态度贯穿了她的一生。

早年从父亲处学会平淡处事;遇到钱锺书时，也大为赞同他读点书，做点学问的胸无大志;而到了晚年，她则把苏东坡的万人如海一身藏奉为圭臬。

杨绛的平常心态，最初承自父亲。谈到父亲给予的启示，杨绛说：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朔州癫痫病医院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

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她很明白，人生在世，要知足，不贪心。

杨绛到高中还不会辨别平仄声。杨父也不担忧，只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在杨绛心中，父亲淡定从容、严谨睿智、孤傲狷介，是杨绛做学问、做人不可替代的标杆。

她也会好奇父亲少年时候是何模样。父亲告诉她：就和普通孩子一样。想要为人敬重，无须特立独行。

父母一辈子相濡以沫的情意和支持，则影响了杨绛平凡而坚实的家庭观念。

杨绛记忆中，她的父亲母亲，虽是夫妻，但更像老友。两人相敬如宾，一辈子不曾吵架。

那个年代夫妻不吵不闹的也不少，但女子多半委曲求全，一味迷信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不想也不敢与丈夫争执。

但是杨绛的父母不同。他们是彼此真正的知己，无话不说，而且不准孩子插嘴，仿佛生怕破坏他们之间的温柔似的。

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杨绛说：

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

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re)《人性与世态》(Les Caract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

这样一种互相分享、支持的情意，在杨绛遇到钱锺书时，便成为二人经营家庭关系的利器。

杨绛在医院坐月子期间，钱锺书过得十分辛苦。他一边准备毕业论文，一边要来医院看望妻女，还得独自料理日常生活。

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钱锺书屡屡出错。每每如此，他便似孩童一般跑去跟妻子说又做坏事了。

弄翻墨水弄脏桌布。杨绛说，不要紧，她洗。

弄坏台灯黑灯瞎火。杨绛说，不要紧，她修。

弄烂门轴关不上门。杨绛说，不要紧，她装。

杨绛的不要紧三个字对钱锺书来说图腾一般成了他最大的安慰与寄托。

只要妻子在，一切都安稳。就像有一次，钱锺书额上长了一枚疔疮，久不见消退，钱锺书心有隐忧。

见到丈夫神色不好，杨绛就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钱锺书一听，即刻心安。杨绛只是帮他热敷，疔疮却真的被拔掉，半点疤痕也无。

钱锺书的惊世之作《围城》更是在杨绛放下才女身份，甘当灶下婢的付出之上写成的。

当钱锺书告诉杨绛自己要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杨绛特别高兴。为了让钱锺书全心全意投入写作，还建议钱锺书减少学校的授课课时。

虽然收入也相应降低，但是杨绛说减少开支，生活节俭，不是不能过。恰逢家中女佣辞职，杨绛便不再雇人，亲自操持全部家务。

从劈柴生火到做饭洗衣，她样样都做。其间，她竟还能抽出时间写完自己第四部戏《风絮》。所作所为，钱家人都看在眼里。连婶婶(叔父钱基厚之妻)都忍不住赞她说：季康啊，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是痴人有痴福。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写道：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没有海誓山盟，有的只是最朴实的支持。

后来，杨绛读到一段话，念给丈夫听：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

钱锺书听后即说：我和他一样。她也说：我也一样。他们之间没有惊心动魄的情感纠葛，有的却是用无数平凡日夜小事积累出来的情感、理解和支持。

杨绛曾说过：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和想象中的名人风范不同，杨绛从未追逐过富贵与名望，她想做的无非是读点书、做点学问、和家人守望相助。

她的愿望平常而且微小，她一辈癫痫病人的寿命子也只是尽善尽美地做着每一件能做的、想做的事，但她所取得的成就和幸福却令所有人为之侧目。